战国时期是所谓百家争鸣的时代，由于诸子各自主张不同，所以，就有了不同的流派，战国时期的学者如庄子、荀子、韩非子、吕不韦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作过流派划分，而西汉初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把战国诸子分别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种，班固《汉书·艺文志》采用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的分类，分别战国秦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家，这些诸子著作，今天大部分已经散佚，但传世的著作，仍然可以让我们了解战国诸子的基本面貌。
战国儒家著作今存有《孟子》、《荀子》、《晏子》等著作。另外《论语》成书于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之往后，也应该归入儒家著作之中。还有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战国楚竹书》等文献中的儒家著作。《晏子》又称《晏子春秋》，应该是战国齐稷下先生根据晏婴的事迹所著。
今存战国道家著作有《黄帝四经》、《道德经》、《管子》、《文子》、《秾冠子》、《庄子》、《列子》等，《黄帝四经》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其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是战国时托名黄帝的众多著作之一。《道德经》即《老子》，其最后成书不会早于战国，应该是战国时人根据历史名言警句掇拾荟萃而成。《管子》、《文子》、《秾冠子》等书过去曾被人怀疑为伪书，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皆大体可以肯定为战国中晚期人所作。《庄子》内篇当是庄子自著，外、杂篇中多有出自庄子后学之手的著作。《列子》作者既非一人，成书亦非一时，但大体可以肯定是一部先秦道家典籍，基本上保存了列子及其后学的思想。
现存战国法家著作主要包括《商君书》、《韩非子》，另外还有《慎子》、《申子》辑本。《商君书》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思想家的著作汇编，《韩非子》基本属于韩非子自己所著，《慎子》、《申子》也是战国时期的著作。
今存战国名家著作有《邓析子》、《尹文子》，不过名家的代表著作应该是残本《公孙龙子》以及惠施的著作。墨家的代表著作今仅存《墨子》。该书包括墨子及其弟子的著作，甚至包括晚期墨家著作。战国纵横家的著作，今存仅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其中包括苏秦等人的说辞，为战国时所作。战国杂家著作，今存《吕氏春秋》，为吕不韦之门人所作，完成于战国晚期。另外，《尸子》有辑本。《尉缭子》二十四篇，当应属兵书一类，误入诸子之中。战国时阴阳家著作、农家著作、小说家著作，现在都没有流传下来。
儒家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孔子时代，不存在儒家等流派的划分，所以，孔子不能归入诸子之中，但是，儒家却是孔子的弟子建立起来的，他们以孔子所整理的六经为典范，以孔子为宗师。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是儒家主张的纲领性文件。儒家学说以修身为一切人生的逻辑起点，修身要坚持仁、义、礼、智、信为基本点，而以仁为核心。仁就是爱人，与人为善：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能近取譬，把自己的情感推及他人，是实现仁的不二法门。所谓义，就是按照仁的价值去做应该做的事情。礼是以仁义为内容的行为规范，是养成温良恭俭让人格的基本方法。智是分别是非善恶、出处进退的智慧。信是忠诚与敬业精神。在孔子看来，仁、义、礼、智、信五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前者决定后者，前者包含后者，只要做到了仁，其他的内容都在其中了。
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与失天下在于民心之向背，“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人民和君主在人格上有平等的尊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主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有桀纣这样的暴君，则应该驱逐消灭之，汤放桀、武王伐纣不是“以臣弑君”，而是诛一独夫。
荀子的主张虽然与孟子有不同，但欲以礼法限制君主权力，强调君主为民服务的精神，并没有改变，他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臣子应该“从道不从君”，而君道以仁为中心，所谓“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晏子》、近年出土的战国儒家文献，其思想大体与《论语》的主张一致。
战国道家学说分为黄老与庄子两派。黄老之学是南面之术，重法术。《黄帝四经》是黄老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其《经法》讲治国必须依靠法制，《十六经》是关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问题，《称》讲施政、行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原》则主要讲宇宙观。《黄帝四经》出于为君主统治术总结经验的目的，其思想以致治术为中心，倡导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道法、法术思想。《道德经》仍然是采用了君主本位的立场，其宗旨在教导君主之治，其政治术，以“无为”为核心，所谓“为无为，则无不治”，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文子》、《秾冠子》二书，发扬黄老之学，并杂有名、法、儒、墨之学，《管子》一书，以道家为主，而兼诸流之学，如阳家、纵横家、农家思想都在其中有表现。
从《黄帝四经》到《道德经》，法术的策略逐渐减少，而对社会道德、秩序的批判精神逐渐增强，在这一点上，《道德经》和《庄子》有了接近的契机。不过这并不能排除《道德经》与《黄帝四经》、《管子》等书一样，出发点在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庄子》的以个人如何处世为出发点。
庄子道家，其源应溯至杨朱，杨朱的观点，载于《列子·杨朱》篇。杨朱重视普通个体的生存境遇，强调重生贵己，即不以穷损生，不以富累生，认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世固非一毛之所济”，所以，有人损一毫利天下，则有人以天下奉一身，如果人人不损一毫，则人人不得以天下为利。庄子认为，人应该无己、无功、无名，而达到无待的悠闲自得，无拘无束，因为客观事物不分彼此，本质上是同一的，而人们关于是非彼此之争论，皆出于成见执着。仁义、是非、善恶、美丑，本质上并没有差别，所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才是在乱世求生存的正确方法，而且，在乱世，“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要改变黑暗现实，就如螳螂“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庄子学说包含了日常修养、处事、为政诸方面，与黄老之立足于君主不同，庄子的出发点在于普通的个人，是教导普通民众用无为的方式躲避君主的政治迫害。《列子》以贵虚为纲领，其学说与庄子接近。
黄、老、杨、庄都主张自然无为，黄老立足于君主以无为之道术驾驭人民，而杨、庄则主张人民以无为之术以对付错上乱相，黄老的立场是当权者的立场，杨、庄的立场是被统治者的立场。因此，就立场而言，黄老之学接近于法家，而庄子之学接近于儒家。
法家主张君主为了建立权威，不能依靠德治，只能依靠法治，要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早期魏国李悝著《法经》，就强调君主集权、重刑而轻罪。《商君书》提倡“明法”、“胜法”、“严刑”，行刑重轻。申不害强调权术，慎到权势，《韩非子》强调法、术、势相结合。所谓法，就是明法；所谓术，就是君主的权术，也可成为领导艺术；所谓势，就是君主的独尊地位。韩非子认为，君主和人民是一种利害关系，君主不必对人民存“恩爱之心”，同样，臣民之所以不犯上，并不是不愿犯上，而是没有能力犯上。韩非尽管一生遭遇坎坷，最后自杀而死，但他的法术势相结合之思想，其实质是为维护君主一人的极权，因此，具有邪恶的本心。
阴阳家根据五行相生相胜的理论，寻求政治演变的答案，齐人邹衍及邹奭认为凡帝王者之将兴，天必先见祥瑞。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夏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商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周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要取代周火者统一天下者，必将为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徒于土。
名家以正名实为得名之缘起，其学说以辩证绝对性、相对性为主要内容。《公孙龙子》提出“离坚白”、“别同异”的思维方法，企图通过名实相应，以解决君臣之争的社会弊端。而另一位名家的代表惠施则主张“和同异”，目的在找出名与实之间的差异性、相对性和共性。
墨子宗旨，兼爱为其根本。具体而论，则有所谓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明鬼、天志、非命、非乐等，且以专题论述。尚贤主张国家由贤人治理，尚同主张是非、语言、行为的同一。墨子把天子、国君看作是仁人的代表，是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楷模，因此，君主天子之是非、言语、行为，代表着善，而非权力意志。墨子认为，天下之乱，起源于“不相爱”。
纵横家是政治家，其代表人物如苏秦、张仪等，或主张合纵，或主张连横，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为苏秦为燕王之上书及其他纵横之士之游说，反映了纵横家欲强国、美政、制胜的理想和现实的谋略。
杂家兼有诸子百家之特征，如《吕氏春秋》，其思想兼有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思想。《吕氏春秋》虽然产生在秦国，却有反对君主专制、强调天下为公之倾向，如说“周灭商，行罚不避天子”，“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公平，就是去私，所谓“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至公”就是天下为公，让贤而不世袭。而战国之世，“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作者把家天下之父死子继，看作是“私欲”之乱，这个观点，与《郭店楚简》中儒家著作强调禅让的观点一致，这说明在这个阶段，的确有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思潮存在。
《孟子·滕文公上》提及一位“为神农之言”的许行，是农家的代表人物，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认为国君等劳心者及不力耕之人靠农民之粮食而食，是困苦农民而以供养其身。
小说家是街谈巷议之言，其言不具有统一的思想体系，所以，其思想之不入流。《汉书·艺文志》所载十五家小说，至隋时全佚。
战国儒家著作今存有《孟子》、《荀子》、《晏子》等著作。另外《论语》成书于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之往后，也应该归入儒家著作之中。还有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战国楚竹书》等文献中的儒家著作。《晏子》又称《晏子春秋》，应该是战国齐稷下先生根据晏婴的事迹所著。
今存战国道家著作有《黄帝四经》、《道德经》、《管子》、《文子》、《秾冠子》、《庄子》、《列子》等，《黄帝四经》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其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是战国时托名黄帝的众多著作之一。《道德经》即《老子》，其最后成书不会早于战国，应该是战国时人根据历史名言警句掇拾荟萃而成。《管子》、《文子》、《秾冠子》等书过去曾被人怀疑为伪书，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皆大体可以肯定为战国中晚期人所作。《庄子》内篇当是庄子自著，外、杂篇中多有出自庄子后学之手的著作。《列子》作者既非一人，成书亦非一时，但大体可以肯定是一部先秦道家典籍，基本上保存了列子及其后学的思想。
现存战国法家著作主要包括《商君书》、《韩非子》，另外还有《慎子》、《申子》辑本。《商君书》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思想家的著作汇编，《韩非子》基本属于韩非子自己所著，《慎子》、《申子》也是战国时期的著作。
今存战国名家著作有《邓析子》、《尹文子》，不过名家的代表著作应该是残本《公孙龙子》以及惠施的著作。墨家的代表著作今仅存《墨子》。该书包括墨子及其弟子的著作，甚至包括晚期墨家著作。战国纵横家的著作，今存仅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其中包括苏秦等人的说辞，为战国时所作。战国杂家著作，今存《吕氏春秋》，为吕不韦之门人所作，完成于战国晚期。另外，《尸子》有辑本。《尉缭子》二十四篇，当应属兵书一类，误入诸子之中。战国时阴阳家著作、农家著作、小说家著作，现在都没有流传下来。
儒家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孔子时代，不存在儒家等流派的划分，所以，孔子不能归入诸子之中，但是，儒家却是孔子的弟子建立起来的，他们以孔子所整理的六经为典范，以孔子为宗师。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是儒家主张的纲领性文件。儒家学说以修身为一切人生的逻辑起点，修身要坚持仁、义、礼、智、信为基本点，而以仁为核心。仁就是爱人，与人为善：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能近取譬，把自己的情感推及他人，是实现仁的不二法门。所谓义，就是按照仁的价值去做应该做的事情。礼是以仁义为内容的行为规范，是养成温良恭俭让人格的基本方法。智是分别是非善恶、出处进退的智慧。信是忠诚与敬业精神。在孔子看来，仁、义、礼、智、信五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前者决定后者，前者包含后者，只要做到了仁，其他的内容都在其中了。
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与失天下在于民心之向背，“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人民和君主在人格上有平等的尊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主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有桀纣这样的暴君，则应该驱逐消灭之，汤放桀、武王伐纣不是“以臣弑君”，而是诛一独夫。
荀子的主张虽然与孟子有不同，但欲以礼法限制君主权力，强调君主为民服务的精神，并没有改变，他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臣子应该“从道不从君”，而君道以仁为中心，所谓“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晏子》、近年出土的战国儒家文献，其思想大体与《论语》的主张一致。
战国道家学说分为黄老与庄子两派。黄老之学是南面之术，重法术。《黄帝四经》是黄老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其《经法》讲治国必须依靠法制，《十六经》是关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问题，《称》讲施政、行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原》则主要讲宇宙观。《黄帝四经》出于为君主统治术总结经验的目的，其思想以致治术为中心，倡导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道法、法术思想。《道德经》仍然是采用了君主本位的立场，其宗旨在教导君主之治，其政治术，以“无为”为核心，所谓“为无为，则无不治”，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文子》、《秾冠子》二书，发扬黄老之学，并杂有名、法、儒、墨之学，《管子》一书，以道家为主，而兼诸流之学，如阳家、纵横家、农家思想都在其中有表现。
从《黄帝四经》到《道德经》，法术的策略逐渐减少，而对社会道德、秩序的批判精神逐渐增强，在这一点上，《道德经》和《庄子》有了接近的契机。不过这并不能排除《道德经》与《黄帝四经》、《管子》等书一样，出发点在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庄子》的以个人如何处世为出发点。
庄子道家，其源应溯至杨朱，杨朱的观点，载于《列子·杨朱》篇。杨朱重视普通个体的生存境遇，强调重生贵己，即不以穷损生，不以富累生，认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世固非一毛之所济”，所以，有人损一毫利天下，则有人以天下奉一身，如果人人不损一毫，则人人不得以天下为利。庄子认为，人应该无己、无功、无名，而达到无待的悠闲自得，无拘无束，因为客观事物不分彼此，本质上是同一的，而人们关于是非彼此之争论，皆出于成见执着。仁义、是非、善恶、美丑，本质上并没有差别，所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才是在乱世求生存的正确方法，而且，在乱世，“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要改变黑暗现实，就如螳螂“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庄子学说包含了日常修养、处事、为政诸方面，与黄老之立足于君主不同，庄子的出发点在于普通的个人，是教导普通民众用无为的方式躲避君主的政治迫害。《列子》以贵虚为纲领，其学说与庄子接近。
黄、老、杨、庄都主张自然无为，黄老立足于君主以无为之道术驾驭人民，而杨、庄则主张人民以无为之术以对付错上乱相，黄老的立场是当权者的立场，杨、庄的立场是被统治者的立场。因此，就立场而言，黄老之学接近于法家，而庄子之学接近于儒家。
法家主张君主为了建立权威，不能依靠德治，只能依靠法治，要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早期魏国李悝著《法经》，就强调君主集权、重刑而轻罪。《商君书》提倡“明法”、“胜法”、“严刑”，行刑重轻。申不害强调权术，慎到权势，《韩非子》强调法、术、势相结合。所谓法，就是明法；所谓术，就是君主的权术，也可成为领导艺术；所谓势，就是君主的独尊地位。韩非子认为，君主和人民是一种利害关系，君主不必对人民存“恩爱之心”，同样，臣民之所以不犯上，并不是不愿犯上，而是没有能力犯上。韩非尽管一生遭遇坎坷，最后自杀而死，但他的法术势相结合之思想，其实质是为维护君主一人的极权，因此，具有邪恶的本心。
阴阳家根据五行相生相胜的理论，寻求政治演变的答案，齐人邹衍及邹奭认为凡帝王者之将兴，天必先见祥瑞。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夏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商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周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要取代周火者统一天下者，必将为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徒于土。
名家以正名实为得名之缘起，其学说以辩证绝对性、相对性为主要内容。《公孙龙子》提出“离坚白”、“别同异”的思维方法，企图通过名实相应，以解决君臣之争的社会弊端。而另一位名家的代表惠施则主张“和同异”，目的在找出名与实之间的差异性、相对性和共性。
墨子宗旨，兼爱为其根本。具体而论，则有所谓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明鬼、天志、非命、非乐等，且以专题论述。尚贤主张国家由贤人治理，尚同主张是非、语言、行为的同一。墨子把天子、国君看作是仁人的代表，是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楷模，因此，君主天子之是非、言语、行为，代表着善，而非权力意志。墨子认为，天下之乱，起源于“不相爱”。
纵横家是政治家，其代表人物如苏秦、张仪等，或主张合纵，或主张连横，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为苏秦为燕王之上书及其他纵横之士之游说，反映了纵横家欲强国、美政、制胜的理想和现实的谋略。
杂家兼有诸子百家之特征，如《吕氏春秋》，其思想兼有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思想。《吕氏春秋》虽然产生在秦国，却有反对君主专制、强调天下为公之倾向，如说“周灭商，行罚不避天子”，“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公平，就是去私，所谓“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至公”就是天下为公，让贤而不世袭。而战国之世，“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作者把家天下之父死子继，看作是“私欲”之乱，这个观点，与《郭店楚简》中儒家著作强调禅让的观点一致，这说明在这个阶段，的确有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思潮存在。
《孟子·滕文公上》提及一位“为神农之言”的许行，是农家的代表人物，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认为国君等劳心者及不力耕之人靠农民之粮食而食，是困苦农民而以供养其身。
小说家是街谈巷议之言，其言不具有统一的思想体系，所以，其思想之不入流。《汉书·艺文志》所载十五家小说，至隋时全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