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数十万市民安全过冬，巩固新生政权，上级决定派出一支由六人组成的小分队，深入敌后夺回地质专家。剧情即围绕此中心事件展开。及至片尾，新生政权最终肃清了敌特，完成了对段景颐的营救行动，但也付出了六名小分队成员全部牺牲的生命代价。

    从剧情的戏剧结构上看，《黎明行动》与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颇为相似，堪称一部本土版的《拯救大兵瑞恩》。影片也是沿用一个集体去拯救一个个人，用多条命去换回一条命的叙事模式。不同的是，《黎明行动》中被救赎的对象，却是一个施救者过去的死敌。不论是《拯救大兵瑞恩》抑或《黎明行动》，两部影片都向观众提出了一个超越于政治与社会认知之上的伦理命题，即用多条人命去换回一条人命是否人道？是否值得？是否有违人生而平等的人道准则？对此，中美两种文化分别给出了既相似又相悖的不同答案。

    西方人道主义与宗教观念息息相关，人们往往执守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个以牺牲集体的代价来对个体生命实施救赎的故事，大约正能体现上帝对于每个子民一视同仁的体贴与呵护，特别是对那些弱势子民的垂怜与仁爱。尽管这种仁爱需要付出数倍于个体生命的代价，然而在上帝面前，生命的价值并不服从于等价交还的商品逻辑。相反，唯有壮烈的牺牲，唯有高昂的付出，才能显现生命的神圣与尊严。

    与西方个体本位的人道观念不同的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道主义，尤其是革命战争语境中以阶级解放为前提的人道主义，往往侧重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它不是单单针对个体生命的，而更倾向于一种集体主义，倾向于以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为价值根基。正像《黎明行动》所表达的那样，小分队英雄真正要拯救的，绝不仅仅是段景颐的个体生命，而是他背后所牵涉的佳木斯市的数十万市民。

    因而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人道主义具有一种更为清晰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是一种以集体福祉为依归的人道诉求，而正是在这种集体诉求面前，任何为之而付出的个体牺牲，都是“重于泰山”的。这就是毛泽东透过他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向世人传达的一种中国式的生命价值论。

    除了以六换一的代价是否值得以外，从叙事层面，人们自然还会关心段景颐这个人是否值得一救。对于那些为他牺牲的英雄而言，既然他是一个宿敌，一个“汉奸”，那么营救他的理由，难道就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能够为佳木斯找到煤炭的专家？如果这样来理解影片的主题，就必然会掉入一个实用主义的陷阱，仿佛觉得，拯救段景颐仅仅是因为这个人能够“为我所用”。

    然而，《黎明行动》在叙事上却为段景颐设置了一个价值与信仰转换的性格发展线索。起初，在小分队刚刚营救他得手之际，这个不问政治的地质专家，因不愿看到战士一个接一个地替他去死而不断试图逃亡。他的出发点很简单，我是一个学者，我只是想为老百姓谋点福利，至于谁是执政者，则与我无关。说白了，这个时候的段景颐，只是一个心地善良，却“思想糊涂”，立场模棱两可的政治骑墙者。

    因此，影片开头，段景颐只是这次拯救行动的被动受体，在思想上，他并不理解这场营救计划的真正意义所在。但到了影片结尾，随着战士一个接一个牺牲，段景颐原本的价值基石开始崩塌，而另一种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发现却在逐渐确立。他逐渐懂得，我活着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身后的几十万佳木斯市民。此时，个体的生命价值已经完全汇入了集体主义的洪流。

    影片最后，当段景颐搀扶着受伤的卫生员刘菊趟水过河的时候，一个大俯拍的镜头帮助他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波光粼粼的河水，以及两岸呼啸穿梭的流弹，此起彼伏的爆炸和硝烟，仿佛为段景颐营造了一场庄严而惨烈施洗典礼。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段景颐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身份置换，由影片开头营救行动的被动受体，升华为一个主动对更为弱势的刘菊实施无私救助的英雄。

    只有看到这里，观众才会对段景颐这个人物产生一种真正认同。他之所以值得小分队的六位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去对他实施营救，就不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能为佳木斯市民带来煤炭的地质专家，而是因为他的灵魂，此时已经皈依了六位烈士所代表的价值体系，皈依了烈士们用生命实践的以民生为本的高尚的人道主义。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拯救大兵瑞恩》与《黎明行动》两片对人道主义的表述有着某种类似的经验。人们付出了牺牲肉体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一种精神的皈依。只不过，美国大兵瑞恩皈依的是上帝，而《黎明行动》皈依的则是一种以集体和民生为本的政治信仰。从身体与意识二元论角度，这倒显现出中美两种文化对于生命伦理一种殊途同归的体认和解读。换言之，物质身体的牺牲，换来的是精神的升华。人们前仆后继献出生命，其根本目标不仅在于对某个个体生命的营救，也在于对人类自身终极精神价值的一次救赎。 （石 川/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